【18】结论是：《谷梁传》中，类似这样说例的漏洞所在多有。

如果做一种同情的理解，诗性言说或许是指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使用日常的语汇展开道德交谈，而并未对其交谈的前见性观念产生质疑，或对象化的打量，即类似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，或者说是生活之流中断之前的前反思状态。[⑩] 当代美国哲学家塞拉斯（Wilfrid Stalker Sellars,1912-1989)揭示了两种看即look与see之间的实质差别。

相反，对此一无所知的人，恐怕就会怵惕恻隐。[⑦] 王堃：《坤道与空阙——女性的诗性正名》，第28页。就此而言，王著需要首先说明诗性言说如何从无所指的道言，转变为针对当下情境中的‘事给出定义的人言？然而，王著对此并未说明。[25]王堃：《坤道与空阙——女性的诗性正名》，第119页。[17] 王堃：《坤道与空阙——女性的诗性正名》，第112页。

[16]诗在属辞比物中并不言说任何具体的对象[17]。这不仅为当代儒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，而且对女性观念做了新的解读。《抱朴子》云：校同异以备虚饰。

次为兼材，以德为目（伊尹、吕望又如颜子）。魏文帝重法术，明帝奖经术，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世。《隋志》名家类著录之书除先秦古籍二种共三卷外，有：《士操》一卷，魏文帝撰。然世之论者，恒因观人有谬，名实多乖，而疑因名选士之不可用。

皆辨小大，与《人物志·材能篇》所论者同（持义则异）。就政治说，君德配天，上应天道。

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也。然《昌言》曰：天下之士有三可贱。其可陈述者凡二点：（甲）刘邵论君德，本道家言。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、仲长统。

欲求其适宜，乃不能不辨大小与同异。应詹上疏，称正始与元康、永嘉之风不同。亦无名，故将得道，莫若守朴。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，尚德以劝庶几之论，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，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，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（应作依，名见《九征篇》，依《全三国文》据宋本作伪）似之难保。

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。王符《潜夫论》主张考绩，谓为太平之基。

《后汉纪》卷三袁论首段可参看），任名分而恰如分际（故三十二章注曰：过此以往，将争锥刀之末），则可以成天功而跻于至治也（《列子》注引夏侯玄语，疑亦可如上解，兹不赘）。若臣不称其职，则请就黜退，陛下宜还。

刘邵之书，集当世识鉴之术。魏代名家本采纳黄老之说，《尹文子》所陈与钟会之《道论》想大体不殊。按名家以检形定名为宗而推之于制度人事，儒家本有正名之义，论名教者，必宪章周孔，故《人物志》自以为乃依圣人之训。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，专运阴谋，狼顾狗偷，品格更下。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。 三 《人物志》一书之价值如何，兹姑不论。

故正始以前名士中颇兼老氏学而可称为过渡之人物。《尹文子》固形名家而参以道家。

会相许允子事，见《魏志·夏侯玄传》注）。《人物志》、《士纬新书》之列为名家，自不足异也。

邵作有《法论》（《隋志》入法家），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，著《律略论》。然则太平之治，固非圣王则莫能致也。

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，则亦兼名法家言也。据此诸言，可征形名、名形之辨，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。凡束名实者，可称为名家言也。士大夫惧祸，乃不评论时事，臧否人物。

盖自以察举以取士，士人进身之途径端在言行，而以言显者尤易。其上疏有曰：百官考课，王政之大较。

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，注重典制，精刑律。每与之言，言及玄远，而未尝评论时事，臧否人物。

裴本以善名理见称，并作《崇有论》以尊名教，与喜玄虚者不同，尚为魏初学术之余响。英雄者，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。

蔡邕《荐赵让书》曰：大器之于小用，固有所不宜。此解亦见于王弼《老子注》，其文曰：夫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察其所以然，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。汉魏名家亦曰形名家，其所谈论者为名理。

邵又曰：主道得而臣道序，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。《人物志》曰：能知精神，则穷理尽性。

夫圣人尤中之尤，天下众辈多而奇尤少。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，兹略述于下。

按自东汉党祸以还，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，名士少有全者。名法二家均言循名责实，其关系尤密，此可于刘邵、卢毓二人见之。